報道公司事件 · 傳播行業動態
各位朋友,大家好。
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已經結束,但有關會議的一些余波還在蕩漾,根據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眾多的信息,我今天將從兩點為大家進行最后的解構和分享。
第一點,中國外長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會見了烏克蘭外長庫列巴,從這中間我們能看出,在中俄關系密切的同時,中國和烏克蘭關系同樣有一些核心信息值得關注。
第二點,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醫生在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主題演講。在擔任新加坡外長之前黃永宏的職業是醫生,所以一般提到他的時候,會在名字之后加上這么一個稱呼。
在演講中,黃永宏醫生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:世界沒有辦法同時忍受三個戰區,所以要盡全力避免亞洲地區發生一場戰爭。其中“三個戰區”,就是我之前一直強調的兩場明戰,一場暗戰。
與此同時,他還強調“金拱門理論”已經不管用了。
什么是“金拱門理論”呢?
上世紀90年代,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·弗里德曼,也就是《世界是平的》的作者提出了一個理論,凡是兩個國家之間互相開設麥當勞分店一般都不會打仗。而麥當勞的象征就是金拱門,所以就被稱為“金拱門理論”。
這一理論背后的意思就是,兩個國家只要貿易關系加強就不會發生戰爭。
黃永宏醫生指出,就目前的狀況而言,這一理論已經被證明是錯的,而這里面的核心就是德國。
按理來說,德國與俄羅斯的貿易關系不可謂不緊密,因為俄烏戰爭爆發之前,德國非常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。
但最終的結果我們也看到了,戰爭還是爆發了,最后還給德國造成了很大的損失。
而不光是德國與俄羅斯,中美之間緊密的貿易關系也沒有阻止雙方地緣戰略沖突的上升,包括兩岸關系同樣也是如此,甚至其他地方也是一樣。
01
上面提到的兩個點其實互有關聯,那么我們就先回到第一個點,從中國外長會見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講起。
首先,根據現場記者們的描繪,雙方會見時我國外長是很淡定的,而這也是中國官員或者中國領導人的一貫風格,然后庫列巴看到我國外長后,一個箭步上去緊緊地握住我國外長的手,這說明烏克蘭還是非常,或者說至少是看重來自中方的伙伴關系的。
當然,這只是一個細節描述,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大家可以做個參謀。
其次,在會見過程中,我國外長給出了一個核心信息,表示中國不會向俄羅斯提供致命的物質幫助。
所謂的致命物質幫助,意思就是提供殺傷性武器,而這句話從中國外長口中說出,并且還是對烏克蘭外長說,坦率地講意義是不同的。
事實上有關我國外長講的這句話的內容,我之前強調過好多次,也得到了來自美國很多情報機關的證實,中國確實沒有向俄羅斯提供致命的物質援助。
當然,武器沒有援助,其他的軍民兩用的物資就是仁者見仁,智者見智了,而這也是中國到目前為止,在俄烏戰爭打了兩年的情況下,還可以昂首挺胸于國際上的一個很重要原因。
另外,我國外長還表示,中國在俄烏戰爭當中其實是不站隊的,我們不會去火中取栗,也不會袖手旁觀,相反我們會促和、勸和和協調。
這句話我轉述地不一定標準,但大意就是如此。
我個人認為,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,中方試圖在艱難的國際環境當中,尋找一個既站穩腳跟,同時也為自己創造一個比較好的國際環境的道路。
從整體上而言,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大家都心知肚明,無論是我之前的評論,還是上周我專門點評普京接受卡爾森專訪時強調的內容,中俄之間的關系有冷戰之后的偶然性和必然性,也有現實的功利性和實用性,更有著眼于未來的脆弱性和戰略性。
在中俄兩國的關系上,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同的官員、不同的部門會發出不同的調子,比如中俄兩國的國防部長。
前一陣,中國新任國防部長上任后,中俄舉行了一個會談,其中中方的表述好像跟我國外長的表述有點不同。
其實,有關這些問題,我在之前評論中美關系、兩岸關系,包括其他一些事件時都強調過,中方的外事部門的首長、立法部門的首長和最高的國家元首之間發出的基本基調是一樣的,但風格會有所不同。
所以如果不進行仔細和專業的解讀的話,往往會認為各個部門之間有不同的理解,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,那就是要看最高領導是怎么說的。
那么不同部門之間的風格到底怎么研判?
其實,各個部門之間的表述之所以會有不同,是因為他們的切入口不同。有的是從專業切入口,有的是從情感切入口,有的是從意識形態切入口,還有的則是從純外交專業切入口,或者軍事切入口。
各個部門的切入口不同,自然就會從這個切入口來展示他的專業表述,而這些專業的表述其實都有它的合理之處。我們如果要想了解問題的全貌,還是必須把很多專業的表述拼在一起,才能得出自己的結論。
但是,在眾多的切入口中,外交這個口不但只是外交,還代表著國家形象。這一點不僅是中國,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出去都是代表著本國的形象。
不光是外形、禮儀,我國外交部長所講的每一句話都代表著中國的國家利益、中國的國家聲音和中國的國家立場。
除了外交,我還想從其他角度為大家進行解讀,各位不要說我“耍滑頭”,因為世界萬物復雜,國際關系、人際關系、戰略利益,以及人性、情感和利益都是一種多重的組合,這恰恰是一種務實和以解決問題為導向。
02
下面再說第二個點,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醫生在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。
黃永宏擔任新加坡的國防部長應該有很多年了,我之前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,黃永宏就經常出來跟我們見面,當然那時候他還很年輕。
老實說,新加坡從總理李顯龍到國防部長黃永宏,都能站在一個相對中立的角度看問題。
當然完全中立不可能,因為新加坡地處亞洲,同時和中國,或者說儒家文化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,但是它在政治、戰略,甚至意識形態上又更能獲得來自西方的信任,這恰恰體現了新加坡“小國大外交”的獨特性。
雖然這個角色現在越來越難扮演,但新加坡還是扮演地不錯,并且幾乎每一次李顯龍和黃永宏的發言,我們都能從中感受到什么叫平衡、中立和專業。
這一次黃永宏的演講透露了這么幾個信息。
第一,就是我上文提到的世界不能同時有三個戰區,也就是我強調的兩場明戰一場暗戰。
除了俄烏、中東,如果暗戰也變成明戰的話,這就會演變成一場世界大戰了,因為一個世界不可能三個地方同時在打仗。
而且這個世界大戰還是一場無厘頭的世界大戰,因為每一個地方的戰爭都有不同的淵源和不同的源起。
所以,黃永宏說亞洲地區要盡全力避免出現戰爭。
在這問題上,中美之間首先責無旁貸。
第二,貿易越密切,軍事沖突可能性越低的金拱門理論不存在。
上文提到過,這一理論是弗里德曼在90年代提出的,當時還處在后冷戰時代,即第二次全球化時代。
我曾經說過,如果用大歷史觀來劃分的話,1979年到2019年是全球化的40年,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納入其中注定要成功的40年。
1990年到2020年則是冷戰結束之后,后冷戰的20年。這中間有很多年跟全球化的40年重疊,也是世界各國互不為敵的30年。
但現在不一樣了,40年的全球化,以及后冷戰時期都進入到了尾聲,今年是后疫情時代關鍵的第二年。
不僅如此,今年也是在政治戰略上大轉折,在行業上大分化,甚至各位事業、企業出現大分化的一年。
所以,時代不同時,金拱門理論就不管用了,黃永宏覺得軍方現在要全力以赴地加強往來,國防部長之間也應該加強往來。
不過,對于這一點,我要提出稍微有些不同的看法。
我認為這個世界很危險。就像黃永宏說的,這個世界未來10年、20年、30年,如果我們不能管控的話,我們將面臨一場戰爭,尤其在亞洲地區。
那么,如何避免戰爭?
上文提到過,在我參加過的香格里拉對話中,有9年是黃永宏作為正式代表,也是這段經歷讓我看盡了各種風云變化。
但不得不說,跟現在相比那是個美好的時代,我們跟美軍,以及各國之間的關系都很好。但我也從中看到一些灰犀牛的邏輯。
為此,我還以香格里拉對話為主,在2015年寫了一本書,名為《迫在眉睫:中國周邊的危機的內幕與突變》。
當時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:大國的戰略沖突將在10年內爆發。
雖然現在還未到2025年,但現在的世界局勢果然如此。
關鍵問題在哪?在我看來不在對話,因為這個世界上對話很多,比如香格里拉對話,軍方的對話,貿易的對話,外交官員的對話,也看到學者智庫2軌或者1.5軌的對話。
但是所有這些對話,都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。
拿香格里拉對話為例,從2002年開始舉辦到現在,2002年世界還很美好,但現在2024年世界已經離戰爭已經不遠了,難道這22年間軍方的對話都是白對了嗎?
慕尼黑安全對話也是同理,從1963年開始,今年已經是第61年了,難道也是白對話了嗎?
所有這些對話似乎都沒有阻止戰爭的爆發,甚至也沒有緩解地緣戰略矛盾的上升。
這其實是因為其中存在問題,這些對話都只是部門的對話、行業的對話。
軍方人只跟軍方人對話,貿易人只跟貿易人對話,外交人只跟外交人對話,政治人只和政治人對話……
這就導致我們所有的解決問題都是通過一個切入口進去,而世界卻是一個復雜體,背后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切入口。
03
如果看到這里,還是感到一頭霧水,我再重申以下兩點:
第一,法國人曾說過一句話,戰爭太重要了,以至于不能把它交給將軍們。這說明戰爭要不要打,怎么打,在什么時候打,打出一場什么結果不是軍人能夠解決的。
所以如果是軍人之間,國防官員和學者之間對話,是解決不了問題的。
同樣貿易也太重要了,以至于不能把它完全交給貿易官員來解決,外交太重要了,以至于不能把它完全交給外交官員來解決。
這些邏輯都是互通的,因為這個世界是整合性的。
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強調復合型人才,因為當一個人知識結構,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過于單一,是不匹配現在的時代。
另外,美國有國家安全委員會,20年之前我們就倡導中國也要有國家安全委員會,因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個整體的概念,有軍隊、情報、科技、經濟、中央、地方、學者、民間……
所以對話沒錯,但要倡導多元式、整合系的對話,要把各個部門、各種視角都整合起來。
第二,必須要以解決問題為導向,不能說過就算。大部分的對話,包括香格里拉對話和慕尼黑安全對話也是講過就算,忙得一塌糊涂,但解決問題了嗎?
首先,它里面的人員之間都是單一的。智庫跟智庫對話,學者是和學者對話,軍隊跟軍隊對話,沒有整合性的對話。
其次,還存在各自表述的問題。就像主持人主持一個論壇,挑撥臺上的嘉賓互相斗一斗,讓在電視播放的時候能馬上提高收視率,而這并不能解決問題。
所以黃永宏作為一名醫生,他和企業家有個共同的特點,就是他不是光談一談就完了,需要解決問題,不然病人去就診,醫生光談話不解決問題,醫生是做不久的。
同理,企業家如果只是空談,是要耽誤事情的。
所以醫生和企業家,以及世界上的很多行業都是要以解決問題為導向。
當然,我并不是說慕尼黑安全會議不好,香格里拉對話不行,包括我們中國也有香山論壇,非常多的對話。
但如果可以的話,要多元、整合,各個部門都參加進來,然后用各種思維互相碰撞,將軍事、經濟、政治、哲學、戰略、和科技等一系列思維整合在一起。
要以解決問題為導向,從問題的現象下沉到問題的本質,在抓住問題本質后,分門別類來解決問題。
打個比方,我們將一個大問題,拆解成了十個小問題,可以至少提煉出三至四組,然后一組一組地來解決。
我們通過多次對話,做到整合性的切入、下沉式的提煉、分類式的觸及。如果一共四組問題,最終通過幾組對話解決了一到兩組,那都是在人類命運共體的方向往前推進一大步。
這是醫生的思維,這是企業家的思維,這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思維,而不是空談的思維。